我曾經在上次節目里面談過，我說為什么會客氣，因為我們要給共產黨時間。為什么要給它時間？因為在1949年國民黨兵敗如山倒逃到臺灣來的時候，能夠破壞的全都破壞了，工廠橋梁都被破壞了，能夠帶走的全帶走了。最重要的是，九十二萬兩黃金，這個黃金是全中國人民的錢，被國民黨席卷到臺灣來，臺灣用這筆錢經濟起飛了，可是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大陸同胞就變得一窮二白。他們在很艱苦的過程里面，能夠重新使中國站起來，并且建造一個強國，我覺得是很難的一件事情。

這個命題函項的一決不和實例的多相抵觸。但是比這兩個長處更重要的是，我們就不把

　　造就后世西方思想格局的最大變數，當然是基督教的興起。基督教怎么會征服羅馬人，想想是蠻奇怪的。基督教提倡的德行幾乎全都跟羅馬人相反。羅馬文明燦爛輝煌，羅馬人安居樂業、豐衣足食、健康開明。基督教提倡苦修，蔑視物質追求和享樂，組織隱秘的聚會，舉行古怪的儀式，宣揚末世審判。也許人天生不愿意一直太平下去，總過好日子，時間長了就沒勁了，就連羅馬人也不能例外。

圍觀的人們一聽有人帶頭鼓掌，居然都跟著興高采烈地鼓掌歡呼，有的人甚至還迫不及待地叫道：“快扒光她的裙子！快啊！快啊！”

　　但是，涅并不是全然外在于生死輪回，與生死輪回迥然相異；這道理也適用于佛性，它不是完全外在于生死輪回、和現象世界全然相異。人若一旦“頓悟”，現象世界就成了佛的世界。所以道生說：“夫大乘之悟，本不近舍生死，遠更求之也。斯在生死事中，即用其實為悟矣。”(語出僧肇《維摩經注》卷七)佛家以“登彼岸”的比喻來表示得涅。道生說：“言到彼岸：若到彼岸，便是未到。未到，非未到，方是真到。

烏萌浩說：“好，你讓司機把車停在江百大廈門口等我！”說罷放下手機，一轉方向盤，往江百大廈急馳而去。

然而，我認為整個爭論只是在空談而已。一旦確定具體的條件，爭論便不復存在。如果我們廣義地解釋“實用性”而狹義地解釋“裝飾性”，那么有一邊會勝利，反過來則另一邊會失敗。最廣泛和正確的解釋是：一項活動能產生好的結果便是“實用”。這些結果不僅僅是“有用”還含有“好”的意思。否則我們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定義。我們不能說實用性的活動就是產生實用效果的活動。有的時候，在我們稱之為“好”的最后結果出來之前，可能會出現一系列的結果。“犁”是有用的是因為它能耕地，能使種子得以播種；播種是有用的因為能生長出稻谷，稻谷有用因為能生產出面包，面包有用是因為它能維持人的生命。但生命必須有其內在價值，如果生命只是作為活著的～種手段，它將沒有任何實用價值。根據環境不同，生命有好壞之分。只有當它成為過幸福生活的手段時，才具有實用性。我們必須超越一連串的事物，而發現最終與之相聯的事物。否則的話，這一連串事物的任何一環都沒有實用價值。如果我們這樣給“實用性”下定義的話，就沒有人會懷疑教育的實用性了。教育當然具有實用價值，因為教育過程是通往目的的手段，其本身并不是目的。但某些宣傳教育事業的人卻不這樣認為。他們極力主張教育的結果應是有用的。簡單說，他們認為受過教育的人就是懂得如何制造機器的人。如果問機器有什么用處，他們會肯定地回答機器能產生生活必需品如農。食、住等等。這樣我們會發現他們往往把教育的內在價值和人的生理需要相聯系。這種觀點在某種程度上是很值得懷疑的。因為“實用”對他來說只是滿足身體的渴望和需要。身體的需要是首位的。在許多人忍饑挨餓的地方，持這種觀點的人會和政治家一樣正確。但如果把這種觀點當作一門重要哲學加以宣揚那就大錯特錯了。

　　人們還會進一步說，即使錯誤行為的后果能夠局限于邪惡的或沒有思想的個人自身，難道社會對那種顯然不配指導自己的人就該聽任他們為所欲為嗎？如果大家承認對于兒童和未成年的人應當給以違背他們自己的保護，那么，對于那些雖然已到成熟年齡可是同樣沒有能力管治自己的人們，社會不是也同樣有義務給以這種保護么？如果說賭博、酗酒、隨地便溺、游手好閑以及不講清潔等等是和法律所取締的行動中的多數或大多數同樣有害于幸福并同樣大有礙于進步，那么，法律在既合于實際可行又合于社會利便的條件下為什么不力圖把它們也取締掉呢？法律總是有些必不可免的不足之處的，為了補足它，輿論難道不應當至少組織成一支強大的警察力量來反對那些惡行并對凡被查出有那些惡行的人們施以嚴格的社會懲罰嗎？可以說，這里根本沒有所謂束縛個性或妨害生活中新的和首創性的嘗試等問題。這里所要禁阻的只是自從開天辟地直到今天早已經過嘗試而被判決的一些事情，只是經驗早已表明為對于任何人的個性都不會有用或不能適合的一些事情。必須在經過一段時間和積累起一定數量的經驗之后，才可以認為一種道德上的或智慮上的真理已經樹立起來；而人們所要求的只是防阻一代又一代的后人不要在他們先人曾經失足致死的同一懸崖邊上再墜落下去。

個由